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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小的時候，物質(zhì)極大匱乏，特別是食品和生活必需品。那個時候，“四人幫”大搞割資本主義尾巴，寧要社會主義的草，不要資本主義的苗，農(nóng)民不能搞副業(yè)，商店空空如也，形同擺設。城里居民的青菜和魚肉的供應都是定量的，肉票、魚票、布票是那個特定時期特色發(fā)明。

　　年節(jié)時，按人頭供應魚肉，每人二兩、半斤的，商店里運來有限的魚肉，人們就會蜂擁而至，那時候的人們嗅覺和味覺是十分靈敏的，消息全部靠口口相傳，一個城市除了重要部門有電話外，人們是沒有通訊工具的。

　　人們對食品的敏感如同掉在地上的面包屑，眨眼功夫，聚集了黑黝黝一片螞蟻。一年半載鍋灶不見油腥，誰不想購買，更何況，那些花花綠綠的供應票，不是有票在手就是永遠有效的，人多肉少，這次買不到，過期就作廢。

　　所以就沒有排隊那回事，誰的力量大，誰能擁擠，誰就可以買到。老幼病殘雖然更需要這些食品，但他們往往是望洋興嘆，有不怕擠的，不怕死的，其結(jié)果是被夾在人墻里，出不來進不去，哇哇亂叫，嚎啕大哭者不乏其人。那情景之壯觀，男男女女，人摞人，人壓人，光鮮著擠進去，瘋頭亂發(fā)的擠出來，沒奮不顧身的精神就別想吃肉。

　　有人評論那時候的人們的思想意識，認為沒有道德水準，沒有公德心。

　　其實未必，道德不是萬能的，不能用道德測試所有的準星。比如春運，在沒有動車的時代，我們國家的火車資源是有限的，就那么幾趟列車，每個車次就那么些座位，沒有座位的乘客就拼命的擠車。

　　想在車廂里先占據(jù)個有利的位置開始遙遙之旅，而有座位的乘客就不會去擁擠，他們會心安理得的最后上車，找到屬于自己的位置，很有優(yōu)勢感的坐到家。難道是無座位的乘客道德感差而有座位的乘客道德感更強嗎?

　　如今，動車開啟了中國鐵路新時代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座位，人們有秩序的排著隊魚貫上車，然后對號入座，誰還會去擠呢?所以，有些問題不是道德問題。

　　而是供需的經(jīng)濟問題，當供少于需的時候，不搶就沒有，搶就成了常態(tài)。但供大于需的時候，人們就會有秩序的去排隊，這并不是現(xiàn)在的人變得比較有道德，而是整個時代的供需關系得到了調(diào)節(jié)。

　　因此，有時候人們不守規(guī)則，表面上看是道德方面的事情，但實質(zhì)上，它和道德關系不大，如果不去改善人們的需求與社會的供給關系，而硬要說是道德問題，那么擁擠混亂的社會現(xiàn)象是永遠得不到改善的。

　　道德雖然與許多問題有關，但往往不是問題的根本，比如貪腐問題。

如果一個政府一個團隊有隱秘的權(quán)利，它就會暗箱操作，為所欲為。西方學者為人貪腐是政府的秘密導致的。要想政府廉政，政府行為舉措必須透明，政府透明了，就會得到全社會的監(jiān)督和檢查，西方的反貪是把政治的透明列為核心的，當政治透明時，執(zhí)政者就不可能有藏污納垢的暗箱。

　　近年來，我們的團隊開始利潤、分配不透明，福利、獎金、工資層層保密，事事都暗箱操作，基層員工除了要完成的任務指標，日常基本工作外，對許多事情沒有知情權(quán)，他們只有聽命和低頭干活的份兒，甚至連每年的特困分配都無法知曉，團隊的透明度幾乎為零。在不透明的決策里，有著讓基層員工很迷惑的因素存在。

　　中國社會，自古就是以道德水準要求執(zhí)政者，而很少以透明約束執(zhí)政者，中國人多數(shù)會以提高官吏的道德水準來要求他們提高精神節(jié)操，而往往官吏們遇到誘惑的時候，節(jié)操會摔碎一地，道德手段太疲弱，如果加強透明制度，讓暗箱變成明堂，人人都可以透視和監(jiān)管，使污垢無處藏匿，官吏們就不會陰一套陽一套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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